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实施区域非均衡发展战略和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经济加快速度进行发展，截至2019年，人均GDP首次迈过1万美元大关，按照世界银行的划分标准，已经迈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很好地实现了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目标，与此同时也出现贫富差距拉大的问题。进入21世纪以来，全国居民收入一度攀升到0.49，随后虽然一度出现下降趋势，近些年依旧高达0.47。早在改革开放初期，同志就强调，“我们允许一些地区、一些人先富起来，是为了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所以要防止两极分化。这就叫社会主义。”1992年初同志南方讲话明白准确地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2021年8月17日，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习指出，“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强调，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同时还提出到2035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明显的实质性进展的目标。由此可见，在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迈进的过程中对共同富裕有着更高层面的要求。
实践证明，推动乡村地区、中西部地区旅游业的发展对于促进城乡统筹发展、区域协调发展方面能发挥重要作用；同时人们开展旅游活动隶属精神生活的范畴，充分体现了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在开展旅游活动的过程中进行旅游消费，总体来看是实现财富从富裕群体向相对低收入群体转移的过程。鼓励开展旅游活动、刺激旅游消费以及支持地区旅游业发展，对于促进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共同富裕都能发挥及其重要的作用。当前有关共同富裕的研究成果较多，这些成果主要集中在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分配制度改革（包括初次分配、再分配、税收调节、财政转移支付等）、社会保障体系均等化以及城乡统筹发展、区域协调发展等领域。李实认为实现共同富裕的主要路径应从初次分配、再分配和三次分配方面着手，进一步缩小城乡、地区和收入之间的差距。一般认为在经济起飞发展阶段，初次分配强调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而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需要强调效率与公平的更加均衡，需要充分发挥再分配的作用。还有的学者研究认为发挥再分配的作用需要通过完善财政转移支付体系、改革个人所得税制度、开征财产税等进行调节。纵观现有关于共同富裕的研究成果，较少涉及发挥某个行业或者领域的作用。当前有关旅游促进共同富裕作用机理的理解还不全面不深入，使得相关对策建议缺乏针对性。因此，通过深入研究旅游促进共同富裕的作用机理，提出旅游促进共同富裕的对策建议，这对于防止两极分化、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以及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
由于本文研究的是旅游这一特定领域促进共同富裕的问题，有关共同富裕的研究成果不详细综述。鉴于旅游业作为脱贫攻坚的重要手段以及在促进城乡统筹发展等方面的作用，有些研究者已经开始关注到旅游对于促进共同富裕的作用，已经积累一定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旅游业的扶贫减贫作用、乡村旅游发展与农民增收致富、旅游业与城乡统筹发展、旅游与幸福的关系等领域。
在打赢脱贫攻坚战的过程中旅游扶贫一度作为脱贫攻坚的重要方式，国内有些学者就旅游业的脱贫减贫作用进行研究。旅游业可以显著降低西部地区农村贫困发生率，但当旅游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减贫的作用将减弱。社区居民对旅游扶贫正效应的感知明显高于负效应的感知，居民们更认可旅游发展带来的环境效益、经济效益、素质提升等正面效应。在国际上，有些学者也关注到旅游业的扶贫减贫作用。从全球范围看，旅游业普遍被作为减贫的重要手段，不同收入群体都可以从旅游业发展中获益，获益程度存在差异。肯尼亚的自然保护区通过发展自然生态旅游促进了村民收入增加和人口的增长。马来西亚的土著居民愿意从事旅游活动，加强旅游职业教育能够有效增强其参与旅游的能力。有些地区，比如马达加斯加要充分发挥旅游业的减贫作用，不过需要优化旅游产品的结构。
在大力实施脱贫攻坚工程和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中，乡村旅游增收致富以及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问题受到关注。发展乡村旅游有助于在整体上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并且该效应在中西部地区更显著。在农村三产融合的过程中通过与旅游的融合发展，有利于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和促进城乡居民消费。发展乡村旅游有利于扩大农民就业和促进农民增收，不过需要关注村民利益分配不公的问题，避免农民内部收入差距的扩大。还有的研究认为，在脱贫攻坚战取得胜利之后，乡村旅游发展政策应该进行优化和调整。国外的相关研究也表明，在乡村地区旅游业的发展促进了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生活质量的提升。乡村地区的中小旅游企业发展有利于增添创业活力和促进乡村地区的发展，这与中国农村三产融合发展过程中表现的情况基本一致。有关美国乡村旅游的研究认为，在1990-2000年间，旅游业降低美国农村贫困率的作用比较有限，由于中美之间国情存在很大差异，这反映了美国以大农场为主的农村经济发展对乡村旅游的依赖性较弱。
随着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有些研究者开始关注旅游的幸福价值。旅游活动具有体验价值、情感价值、美学价值和健康价值，因此旅游能提升旅游者的满足感和幸福感。国民幸福水平的提升依赖旅游业的高质量发展。为了实现幸福和快乐与生存的兼顾，当前中国还出现边旅游边打工的群体。有关老年人不幸福感的研究认为，回忆过往的旅游经历能够缓解老年人孤寂、抑郁等方面的心理问题。国外的相关研究认为，旅游可以缓解现代生活的压力，因此应该保障低收入群体能够享受旅游生活的权利。在大都市，比如伦敦的贫困人口不能很好地享受旅游生活，出现“旅游贫困”的问题，国外学者已经将是否能够开展旅游活动作为衡量生活水平以及群体收入差异的指标。
在推动城乡统筹发展的过程中，有研究者关注到城市居民前往乡村旅游和进行乡村旅游开发，是“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重要表现，是促进城乡统筹发展的重要手段。纵观现有研究成果，主要是一些涉及共同富裕的相关研究，只有零星直接研究旅游与共同富裕的成果。现有的研究成果主要是关注到旅游业、乡村旅游发展等领域的脱贫减贫以及增收致富等方面的作用，很少关注游客旅为以及旅游消费对于促进共同富裕甚至更为重要的作用。虽然已经有一些关于旅游与幸福关系的相关研究，不过也没有直接从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角度来认识旅游的及其重要的作用。
多年以来，我们主要从供给侧的角度来认识旅游，主要强调旅游业的经济功能。实际上，经济功能只是人们开展旅游活动的伴生，人们基于追求愉悦的基本目的开展旅游活动，享受旅游生活，期间发生旅游消费活动，进而拉动旅游目的地相关产业的发展。我们长期以来忽略了对需求侧也就是旅游主体的关注。中国式现代化视野中的共同富裕强调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共同富裕，因此有必要重新审视旅游活动的本质、旅游消费的作用，这有助于更加全面立体地理解旅游与共同富裕的相互关系及作用机理。
1. 旅游消费与共同富裕：旅游消费直接调节收入分配。旅游消费总体上是一种富裕群体购买低收入群体所提供产品和服务的活动，从而实现财富从富裕群体向低收入群体的转移。旅游本是精英的专属。虽然近些年来，旅游快速迈向大众化，越来越多的人能够享受到旅游生活，不过需要看到，比如2019年，城镇居民国内出游高达44.71亿人次，而农村居民只有15.35亿人次，城镇居民出游人次是农村居民的近3倍；城镇居民出游率为5.8次，明显高于农村居民的2.55次。当前，游客以具有一定经济能力的中产阶层以及富裕群体为主体，对于农村居民来说一般也是那些富裕起来的才有条件开展旅游活动。而旅游产品和服务往往由低收入群体提供，在吃、住、行、游、购、娱等旅游产业的从业人员一般为体制外的“非正规就业”群体，社会保障水平低，总体收入水平偏低。旅游从业人员规模庞大，相关统计表明，2019年旅游业直接就业人数2825万人，旅游业直接和间接就业人数7987万人，占全国就业总人口一度高达10.31%。旅游消费的过程实质上是一种在初次分配环节面向以低收入群体为主体的数量庞大的旅游从业人员实现的收入分配调节。
为了促进共同富裕，国家一般重点通过再分配政策进行调节，比如在现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框架下，中央财政对地方进行转移支付成为调节区域差距的基本手段。2019年，中央对地方财政转移支付预算74415亿元，实际落实的地方转移支付63926亿元，而同年国内旅游总花费规模高达57251亿元，已经逼近实际发生的地方转移支付数额（如图1所示），由此可见旅游消费对于促进物质生活共同富裕方面的重大作用。旅游消费的收入分配调节作用具有市场调节、高效直接、上门服务的优点。旅游消费是在初次分配环节通过市场的自愿交易机制而实现，可以说是能够借助市场机制开展收入分配调节的典范领域。旅游消费属于居民最终消费，可以直接计入支出法核算的GDP，游客的旅游花费大部分以工资、服务收费、销售收入、经营收入等形式高效直接地转化成为旅游从业人员的收入。旅游消费是异地消费，大多数旅游从业人员可以说是在家门口坐等游客的上门支付，这对于农村妇女、老弱病残等往往具有重大意义。
2. 旅游活动与共同富裕：大众旅游促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现代意义上的旅游活动本质上就是人们利用闲暇时间前往异地开展的精神文化娱乐活动，旅游活动以精神享受和精神愉悦为根本目的。“游客”一词1775年才在英语中被首次使用，指的是“为了愉悦或文化而旅游的人”。改革开放初期，于光远就曾提出：“旅游业是带有很强文化性的经济事业，也是带有很强经济性的文化事业”。1980年9月，世界旅游组织发布的《马尼拉世界旅游宣言》提出：“在旅游实践中，精神因素比技术和物质因素占有更重要的地位”；旅游发展需要“承认文化属性并尊重各国人民的精神遗产。”在一次记者访谈中，于光远更是直截了当地指出：“旅游说穿了就是文化”。人们开展旅游活动的过程，本质上是一种享受精神文化娱乐生活的过程。
进入21世纪以来，国内旅游加速发展，从2000年到2019年，国内游客人次和国内旅游总花费分别由7.44亿人次和3175.54亿元迅猛增长到60.06亿人次和57250.9亿元，年均分别增长11.6%和16.4%，明显高于同期国民经济的增长率；全国平均出游率由0.59次增长到4.26次（如图2所示），旅游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开展旅游活动成为小康之家的标配型生活方式。与一些阳春白雪的高雅文化生活相比，享受旅游生活成为国民能够较为普遍实现的精神文化生活。2019年，国内游客人均每次旅游花费有953.23元，国民用在国内旅游方面的花费平均高达4089元，从当年居民的消费结构来看，仅次于人均食品烟酒消费和人均居住消费，明显高于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消费支出水平（如图3所示）。旅游活动和旅游消费的大众化和普及化，可以说成为促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重要体现。虽然受疫情影响，旅游活动一度受到严重冲击，不过根据2023年“五一”旅游市场来看，国内旅游市场已经在快速反弹恢复。
3. 旅游业与共同富裕：旅游业促进城乡统筹、区域协调发展。在推动实现共同富裕的征程中，需要弥合城乡差异、区域差异和群体差异。相关研究已经充分证明，旅游业是促进城乡统筹发展以及乡村振兴的有效手段。在打赢脱贫攻坚战以及实施乡村振兴的过程中，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加速发展，接待人次由2012年的7.2亿人次迅速增加到2019年的32亿人次，年均增长23.7%；旅游收入由2400亿元增加到8500亿元（如图4所示）。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的繁荣发展成为城乡统筹发展和乡村振兴的重要表现。旅游业在促进中西部等革命老区、民族地区的发展方面也发挥有重要的作用。21世纪以来国家高度重视红色旅游发展，全国红色旅游接待人次从2004年的1.4亿人次增加到2019年的14.1亿人次，实现了9倍增长，已经能够占到国内旅游市场的1/4份额。红色旅游和民族旅游的发展还促进了革命传统教育以及民族风情的传承、各民族的相互交往交流交融。
从需求侧和供给侧全面审视旅游活动、旅游消费以及旅游业与共同富裕的关系，可以发现旅游与物质生活共同富裕以及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之间，都存在紧密的关系，旅游与共同富裕之间呈现有多层次、立体化的紧密关系（如图5所示）。这些关系主要体现在：第一，当前，推动文化和旅游的深度融合发展是文旅领域工作的主线，推动两者的深入融合发展，有助于提高旅游产品的文化内涵进而提高旅游产品品质；从需求侧游客的角度，将有利于享受更多高质量的文化旅游产品，而从供给侧旅游从业人员的角度，在提供文化旅游产品的过程中，也是享受精神文化生活的过程。第二，引导和鼓励更多的中产阶层以及富裕群体开展旅游消费，将有助于促进物质生活共同富裕。第三，支持和保障更多的人享受旅游生活，比如保障低收入群体享有旅游生活的权利，将有助于促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比如《马尼拉世界旅游宣言》就明确提出，“旅游是人人应该享有的权利”。第四，鼓励和支持农村地区、中西部等地区旅游业的发展，有助于缩小城乡差距和区域差距。第五，旅游促进低收入群体收入的增加，也就是在促进物质生活共同富裕的过程中，进而有助于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有关收入与幸福的研究表明，月收入水平越高，幸福感越强，不过当收入到达某些特定的程度，比如实现财务自由之后，金钱的边际效用会降低。
为了衡量旅游促进共同富裕的作用和程度，有必要研究确定可衡量的指标体系，并研究及预测将来的可能数值。这些指标具体分为两大类，分别为衡量总体程度的指标和衡量相互差异的指标。为与国家推动共同富裕的总体部署相对应，本文重点对2025年和2035年的值进行预测或者研究确定目标值。
衡量旅游促进共同富裕的总体程度包括衡量国民享有旅游生活频次、旅游生活普及率以及享有旅游生活质量的指标，具体选择总出游率、净出游率和人均国内旅游花费这个三个指标。
1. 总出游率，又可以称为人均出游频次，具体是指一定时期内一个国家或地区国内旅游的人次与其总人口的比率，衡量国民平均享有旅游生活的程度或普及率。可以使用进入新时代以来至疫情之前，也就是基于2012年到2019年的情况对未来进行预测，国民的外出旅游包括有国内旅游和出境旅游，由于是研究旅游促进共同富裕的作用，与出境旅游相关性不大，因此总出游率的计算使用国内游客人次的数据，总出游率实际上具体为国民的国内旅游人均出游频次，相关情况见表1所示。
从2012年到2019年，全国总出游率由2.18次提高到4.26次，年均大致提高0.3次。剔除3年疫情的特殊情况，以2023年为基期进行预测（综合判断2023年的全国总出游率将能够达到2019年的水平），那么预测或者确定2025年的全国平均出游率目标值为5次，2035年的目标值为8次。
2. 净出游率，具体是指一定时期内一个国家或地区开展一次及以上旅游活动的人数与其总人口的比率，衡量国民旅游生活的程度或普及率。净出游率与总出游率相比，实际上能够更好地衡量能够享受旅游生活的国民的比例。
由于根据现有的旅游统计数据，难以计算出净出游率的具体数值，因此考虑采用间接的方式进行概算和预测。按照国家统计局住户收支调查，全国家庭户样本可以分为五个等份，分别是低收入组、中间偏下收入组、中间收入组、中间偏上收入组、高收入组，每等份各占20%。根据2019年相关数据，低收入组和中间偏下收入组共40%家庭户对应的人口为6.1亿人，年人均收入为11485元，月人均收入近1000元。其中，低收入组户月人均收入低于1000元，中间偏下收入组户月人均收入高于1000元。居民是否能够出游受收入水平的直接影响，当前低收入组、中间偏下收入组的收入水平难以支撑外出旅游。粗略估算2019年的净出游率大致在60%，以此为基础，同时考虑3年疫情的影响确定2025年和2035年的全国净出游率分别为65%和90%，也就是到2035年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的时候，全国有90%的国民每年都能够享受到旅游生活。
3. 人均国内旅游花费，具体是指国内游客人均出游总花费，衡量国人旅游生活的质量。从2012年到2019年，人均国内旅游花费由767.9元增加到953.3元，年均增长3%。考虑3年疫情的影响情况，以2023年为基期进行预测，预测并确定2025年的人均国内旅游花费目标值为1000元，而2035年的为1400元。
衡量旅游促进共同富裕相互差异的指标，包括衡量城乡之间、区域之间以及群体之间享有旅游生活程度或者普及率方面的差距，具体选择城乡居民人均出游频次比、城乡居民人均国内旅游花费比、西部地区净出游率、农民工群体净出游率、60岁以上老年人的净出游率这五个指标。
1. 城乡居民人均出游频次比，具体是指城镇居民的年人均出游频次与农村居民年人均出游频次之比，衡量城乡居民享有旅游生活的差距。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出游频次=城镇居民国内游客人次÷城镇人口数，而农村居民人均出游频次=农村居民国内游客人次÷乡村人口数。
从2012年到2019年，城乡居民人均出游频次比由1.7增加到1.89（见表2），一度出现拉大的趋势。随着城乡融合发展、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以及城镇化率的继续提高，城乡居民人均出游频次应该呈现下降的趋势。在此情况下，预测或者确定2025年以及2035年城乡居民人均出游频次比分别为1.75和1.4。
2. 城乡居民人均国内旅游花费比，具体是指城镇居民的人均国内旅游花费与农民居民人均国内旅游花费之比，衡量城乡居民享有旅游生活质量的差距。
由于城乡居民的人均国内旅游花费情况有直接的统计数据，从2012年到2019年，城乡居民人均国内旅游花费比由1.86降低到1.67，年均大致降低0.03（见表3）。考虑3年疫情的情况，以2023年为基期进行预测，预测或者确定2025年和2035年的目标值分别为1.6和1.3。
3. 西部地区净出游率，具体是指西部地区国内出游人数国内游客人次占总国内游客人次的比例，衡量西部地区人们享受旅游生活的程度或普及率。西部地区在是全国区域经济发展格局中总体发展相对最为落后的地区，当前西部总人口占全国总人口数的27%。参考全国平均出游率的预测情况，预测或确定2025年和2035年西部地区净出游率的目标值分别为60%和80%，希望西部地区缩小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
4. 农民工的净出游率，具体是指农民工国内出游人数占农民工群体数量的比例，衡量农民工享有旅游生活的程度或普及率。截至2019年，全国农民工数量有29077万人，占当年乡村人口总数的55.3%。参考全国平均出游率的预测情况，预测或确定2025年和2035年农民工的净出游率的目标值分别为40%和60%。
5. 60岁以上老年人的净出游率，具体是指60岁以上老年人口国内出游人数总群体数量的比例，衡量老年人享有旅游生活的程度或普及率。当前我国正面临老龄化日趋严峻的形势，2019年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2.5亿，占比18%，预计到2027年老年人口占比将提升到20%，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参考全国平均出游率的预测情况，预测或确定2025年和2035年60岁以上老年人的净出游率的目标值分别为30%和50%。
从旅游与共同富裕的相互关系以及作用机理的角度出发，本文提出旅游促进共同富裕的对策建议。
坚持以文塑旅，提升旅游领域的文化内涵。挖掘和利用各类文化内涵，推动旅游项目和产品在规划设计、建设施工、运营管理的过程中，实施旅游产品的全流程文化内容建设，引导和推动吃住行游购娱全产业文化内容管理，提防旅游产品的粗制滥造、文化要素的生搬硬套。坚持以旅彰文，促进优秀文化的繁荣大发展。充分的发挥旅游需求对文化产业、文化事业的拉动作用，积极打造更多更好面向旅游者需求的文化产品和项目，促进文化市场的繁荣发展。发挥市场作用，推动文化和旅游的产业融合。推动文化体制改革向纵深挺进，破除不利于各类要素在文化领域和旅游领域之间市场化配置的体制机制壁垒，稳妥推进国有文化、旅游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助推文化和旅游在市场机制自动调节下“宜融则融、能融尽融”合意型融合发展局面的全面呈现。
壮大大众旅游市场，实施普惠性的旅游发展计划，重点关注和特殊群体的旅游需要，引导和推动更多的农民（比如农民工）、老年人、学生、残疾人等精神文化生活相对匮乏群体能够享有旅游生活。鼓励东部沿海、大中城市等农民工聚集城市出台农民工休闲旅游关怀计划，鼓励建筑装修、加工制造、保洁环卫、安保物业等农民工行业出台农民工奖励旅游政策，研究实行将农民工奖励旅游费用直接抵扣企业所得税的办法。倡导候鸟式养老度假模式，推动医养结合由试点走向普及，清理影响医疗与养老相互混业经营的障碍，积极推动创建中医药健康旅游示范基地。做大做强学生群体旅游市场。强化学校组织研学旅行的财政经费保障，构建科学合理的研学旅行风险分担机制。放宽有关中小学生研学旅行出行范围、出行时间的机械化规定。保障残疾人平等享有参与文化生活权利的规定，采取特别措施保障残疾人旅游服务的平等享有权。
发挥旅游消费的收入分配调节作用。制定并实施旅游消费倍增计划，鼓励各地区因地制宜的制定并实施景区门票减免、景区淡季免费开放、往返机票打折、高速通行费减免、演出门票打折等政策。定期或不定期发行各类文旅惠民消费券。实施出境旅游国内替代计划，积极引导滑雪运动、房车自驾、低空飞行、海滨海岛、邮轮游艇、养生养老等高端旅游形式的发展，大力培育长线旅游目的地，大力实施“旅游兴疆”“旅游兴藏”战略，科学引导被压抑出境旅游需求的“出口转内销”。推动文旅消费政策的集成化落地和文旅消费行为的集中化开展，优化文旅消费环境，拓展文旅消费领域，提高文旅消费便捷程度。
推动旅游业的高质量发展，不断提升旅游产品的供给质量，适应旅游市场需求，发展更多有利于保障游客深度体验的旅游产品形式。推动实施精品化旅游产品打造计划。实施“+旅游”“旅游＋”策略，充分的发挥旅游需求的广泛附着性特征，不断繁荣特色化旅游业态类型。引导和推动5G、大数据、云计算、虚拟现实等现代科技在旅游领域的应用，大力发展智慧旅游，推动旅游业向现代服务业的转型升级。鼓励旅业积极拥抱现代信息技术，引导旅游企业开展业务流程再造，培育沉浸式旅游服务产品和场景，提高旅游服务水平。引导和支持现代信息技术在旅游公共服务领域的应用，提升旅游景区、度假区等各类旅游重点区域5G网络覆盖水平，推动各类旅游公共服务设施、游客游览场所引导标识系统的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升级。
实施区域旅游均衡发展策略。积极将旅游发展纳入西部大开发、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中部地区崛起等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建议实施西部旅游大开发、中部地区旅游崛起、东北老工业基地旅游提振发展等战略。进一步关注和扶持边境地区、革命老区、民族地区、四省藏区、“三区三州”等区域的旅游发展。实施城乡旅游一体化发展策略。引导成立乡村旅游农民专业合作社，提高乡村旅游发展的组织化水平。努力破除制约农家乐、精品民宿等富民效应突出乡村旅游经营业态的体制机制障碍，探索实行集合工商、消防、公安等部门对于乡村旅游经营形式的一站式联合审批机制。引导已经在城镇落户的子女继承农村宅基地使用权开展旅游经营。
完善文旅公共服务体系，促进文旅公共服务融合建设。推动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设施在中西部地区、乡村地区、民族地区、革命老区、边境地区等的覆盖水平。引导旅游集散中心、游客服务中心、旅游问询中心、旅游厕所等旅游公共服务设施与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的一体化建设。优化旅游营商环境，激发各类要素参与旅游的活力。在旅业积极推动“放管服”改革，努力激发各种类型的市场主体特别是中小微旅游企业的活力，研究明确旅游类中小微企业的范围和界定标准，推动有效旅游企业在用水、用电、用气方面执行普通工业企业标准或者给予价格优惠。
作者 郇志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张金山，中国社会科学院旅游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